多年以后,我才知道,那人叫徐庆平。凡做民国史的学者,对此人并不陌生。这么多年,他一直在寻找这个他从没见过的父亲,以及在他两岁时,把他送给林家收养的孤苦无告的母亲。
他母亲是不识字的小家碧玉,他父亲认识太多的字!应该是个大学者。
那天在惠州,邦廷嘱咐我:把一切写出来。我明白!他说的这个一切,横亘在父与子之间,不单是指某个人,而是指……我同样也在寻找,某种我并不明确的东西。
中鞍头和拍索埕,隐藏了太多的故事,真相鲜为人知。而我,只能轻描淡写,记录下一些许多人不愿提及的遗忘。
这些遗忘,今天看来,抽象而且分明,可以不假思索地判断。而退回去一百年,半个世纪,那就是无比地迷乱,人身处其中,很难分清是非。在一些大的时代,个人根本无法自持,很难依赖自身的力量,去决定自己,全由时势或变局,拖曳牵拉着前行,遑论善恶。
也许,十八是一个例外,她在任何年代,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十八。或许,她本身就是一种遗忘。苦初3号和光,就更是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