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，那人叫徐庆平。凡做民国史的学者，对此人并不陌生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在寻找这个他从没见过的父亲，以及在他两岁时，把他送给林家收养的孤苦无告的母亲。
他母亲是不识字的小家碧玉，他父亲认识太多的字！应该是个大学者。
那天在惠州，邦廷嘱咐我：把一切写出来。我明白！他说的这个一切，横亘在父与子之间，不单是指某个人，而是指……我同样也在寻找，某种我并不明确的东西。
中鞍头和拍索埕，隐藏了太多的故事，真相鲜为人知。而我，只能轻描淡写，记录下一些许多人不愿提及的遗忘。
这些遗忘，今天看来，抽象而且分明，可以不假思索地判断。而退回去一百年，半个世纪，那就是无比地迷乱，人身处其中，很难分清是非。在一些大的时代，个人根本无法自持，很难依赖自身的力量，去决定自己，全由时势或变局，拖曳牵拉着前行，遑论善恶。
也许，十八是一个例外，她在任何年代，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十八。或许，她本身就是一种遗忘。苦初3号和光，就更是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