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个月后我才放出来，那时已是1944年的春天了。这还要感谢那个美国佬科尔少校，他亲自向戴笠担保我是个好军人。美国人不讲那么多政治啊、主义啊啥的，他们做事非常职业化、专业化。人家毕竟是国家的军队嘛，不是哪个党派的。和我同组受训的人已各奔东西，还有人飞印度雷多加入中国远征军的驻印军。而我成了落单的孤雁，一个有污点的人。军统已经不信任我了。但科尔少校很欣赏我的为人，他去戴笠面前说情，让我留在中美合作所，当他的助手。他还说等打败了日本人，如果我愿意的话，他可以帮我去美国深造，随我学什么。那时军统和美国人还有个协议，优秀学员可送到美国深造一年。由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培训，回来后可充任高级警官。我说我要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，不愿待在大后方。科尔少校有些失望，但向我竖起了大拇指。老子要想留重庆的话，军校毕业时就进军政部了。
也是天遂人愿。有一天，我在“中美合作所”的一个同僚说，有个上校军官走私了一车“云土”（云南鸦片）到重庆，被稽查处的人查到了。这家伙想要通关，就包了一个溜冰场，广请陪都的各路神仙，当然军统的人是必请的。那时的溜冰其实是溜旱冰，但在陪都也是个时髦的玩意儿，大约是那些逃难的下江人从上海一带传过来的吧。能去溜冰场的男士都是哔叽呢西裤，西装扔一边，白衬衣系领带，袖子还挽得高高的，一手扶女士小姐们的腰，一手拉住她们的手。留声机放着华尔兹，真的是“歌尽桃花扇底风”啊。那天在溜冰场上，我看到一个黑黑壮壮的中年汉子，穿上溜冰鞋就倒，爬起来又倒，四周全是哄笑。我为他汗颜，我已经知道他就是那个为今晚掏腰包的土鳖，还是我的云南老乡。于是我去扶起他，教给他溜旱冰的要领，半个小时后，他就可以带着一个穿旗袍的女士满场飞了。休息时我们就攀了老乡，他来重庆倒卖“云土”，是因为前线的部队一周只能吃到一次肉——多说一句，我在劳改时还一周吃一次肉呢。一个军人，如果左手做生意，右手打仗，你说这仗怎能不打得艰难？可是那些营养不良的兄弟们是要上战场拼命的人啊。这个上校团长说。于是我才知道他所在的第8军作为远征军的战略总预备队，已经开到滇西大理去了。我连忙请求他带我去他的部队。老乡嘛，他们就是那种在异乡愿意伸出一只手来的人。再多说一句，这位团长姓刘，后来战死在松山了。